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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智库》2022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于3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提到，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今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5.5%，对于增长目标的实现，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蔡昉主动谈及人口问题，“我们不断收到新的关于人口的信息，每一次都让你大跌眼镜”。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从统计意义上说，其实已经接近零增长了，如果去年不叫零增长，2022年也完全有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此外，我国自2020年开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主要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我们经济的人口转变来看的”他说。

蔡昉总结，需求侧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因素和需求侧拉动因素”的匹配。在其看来，以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这是供给侧的制约，现在遇到的是人口总规模的负增长，那么则会再需求侧形成新的制约。

“这时候，不仅要关注供给侧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要关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两个不匹配，完全有可能降到潜能之下，形成增长缺口”，他说。

第二个挑战是宏观经济需求因素——“三架马车”的转换。蔡昉认为，进出口、投资的拉动作用已经难以继续做出较大贡献，因此必须转向消费需求。

从数据来看，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率还在提高，但增长率已经在近年来有下行趋势。“原因是GDP的增长减慢了，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财富效应，都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快”。

蔡昉还强调，由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消费总量增速在近年来也出现下降，而且下降的很快。“人口的变化趋势是不可逆的，人口该停滞就停滞，该负增长就负增长，老龄化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短期内或者我们可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倒退的，唯一可以变的是在收入分配效应上有所改变”，蔡昉说。

第二个挑战是经济复苏措施与长期增长政策的相互适应。他以美国和我国对比，疫情发生后，美国用财政的办法比较多，更关注个人和家庭，而我国更关注市场主体。

“美国保住了人们的收入，民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但是也由于这一点，造成了一部分人当市场复苏了，老板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不愿意回去，借机跟老板讨价还价，寻求工资的提升，推动了通货膨胀，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供给侧的冲击等等”，蔡昉说。

反观我国，由于保住了市场主体，当疫情过去以后，经济得到了迅速复苏，就有了就业、有了收入，因此，我国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他强调，供给侧的复苏政策和需求侧的复苏政策应该同时使用。

蔡昉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可以从三个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首先是政府要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再分配力度应该有所加大。一方面，政府再分配是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政府把钱拿来不仅仅是缩小差距，还会重新用在社会支出上，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具有比较长期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

此外，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他认为，如果将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左右提高到64%，就意味着有2.6亿人口可以从城市的常住人口变成城市的户籍人口，“这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消费的区别”。

蔡昉强调，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不一定代表劳动力的负增长，因为我国劳动力的核心是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就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