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560篇推送

美国最高法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每年由于政治、经济甚至是气候因素导致流离失所的人达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不仅会带来财产损失和对生命的威胁，同时也会对身体和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这其中，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UNHCR，2003；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因此，女性会对潜在的危险做出反应。那么，流离失所会对女性的婚姻产生影响吗？

Frances Lu，Sameem Siddiqui和Prashant Bharadwaj（2021）发表在JDE上的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首先利用来自7个国家的12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流离失所时处于青春期的女性更有可能结婚，但对青少年男性却没有什么影响（见图1）。然后，作者利用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作为外生冲击，利用不同年龄段的时间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流离失所VS当地居民；未结婚女性（10-17岁）VS已结婚女性（30-32岁），使用1973年巴基斯坦的家庭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流离失所对女性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青春期的女性在流离失所时更有可能更早的结婚，同时更不可能继续上学，生育的孩子更多，丈夫的个人特征（包括教育程度等）也不会更差。

图1 流离失所的女性和男性结婚率图示

潜在威胁

首先是平行趋势。作者使用30-50岁流离失所和当地居民作为分析样本，因为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基本上都结婚了，所以流离失所不会对其婚姻状况产生影响。结果发现，流离失所对这部分样本的婚姻状况均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见图2）。

图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其次是死亡率对结果的影响。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导致未婚流离失所女性的死亡率明显更高，那么文中的结果可能是由死亡的未婚女性造成的。但是作者通过数据比较了不同年龄段流离失所的女性和本土出生的女性的分布图，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就排除了死亡率的影响。

再次是婚姻市场的影响。流离失所女性的进入会对当地的婚姻市场产生影响，因为可能是流离失所的女性“抢”了当地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导致当地女性可以选择的男性减少，从而结婚更晚。但作者发现，流离失所的女性一般更偏好和流离失所男性结婚。

然后是印巴分裂之后的移民。印巴分裂是1947-1949年之间发生的，虽然此之后印巴之间仍存在移民现象，但作者从数据上发现，1949年之后的移民比例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之后的移民可能并不是分裂导致的，而更有可能是自发行为，因此和流离失所相关性不强。

还有印度教徒的流出。印巴分裂之后，原先住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教徒迁到了印度，可能会对当地女性的婚姻市场产生影响。但作者认为，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间通婚的比例很低，2005年的数据发现仅有0.6%。因此，这种小规模并不会改变文中的结果。

最后，目的地的选择。人们可能担心，流离失所者最终会去哪里是有选择性的，那么文中结果可能是基于地点的选择驱动结果而不是流离失所本身。作者认为，难民选择去哪里基本上是依据距离决定的，而且作者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了目的地的固定效应。因此，该因素也不会改变文中的结果。

可能的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威胁。针对流离失所妇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发生率很高，这是有据可查的（UNHCR，2003；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尤甚（Bhasin and Menon (1998)；Butalia (2017)；Das (2006)）。更早地结婚可以受到来自丈夫更多的保护，因此女性对暴力风险的反应促使其更早的结婚。

第二种机制是财富的负向冲击。流离失所会导致资产的损失，而且流离失所者由于离开原有的收入来源而被迫迁移到可能缺乏工作机会的地方（如难民营）或他们的技能组合可能不太适合的地方（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因此也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的收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流离失所的父母可能会考虑让年幼的女儿结婚，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最后一种可能的机制是流离失所导致婚姻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Bharadwaj et al.（2008）发现巴基斯坦流离失所人口的男性比例高于非流离失所人口，婚姻市场男性比例的增加可能导致流离失所群体中对女性的需求不同程度地增加，并导致流离失所女性早婚。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数据等原因，作者并没有对这几种潜在的机制进行检验，这也是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和龙登高（清华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