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建章等育娲人口研究学者

梁建章（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7.95%；15-59岁人口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与2010年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预计到2035年前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1、导致老龄化的两个原因：寿命延长与少子化

那么，老龄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需要分析导致老龄化的两个原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带来老年人口增加，二是少子化带来孩子和年轻人减少推高老年人口占比。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提高老龄化程度。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因此，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体现了社会进步。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健康预期寿命也会增长，其占整体寿命的比例基本是恒定的。因此，只要充分发挥健康人的潜能，社会负担并不会因为整体寿命的延长而大幅增加，应对方法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

而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则是坏事，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少子化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其后果是技术迭代趋缓，经济先停滞后萎缩，社会会进一步内卷，整体国力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将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而大量农村和中小城市将萧条甚至被废弃。

2、少子化没有“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少子化也有好的一面，因为随着生育率降低，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从而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获得人口红利。

我们认为，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现在出生的小孩少一些，虽然短期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因为将来这些孩子长大后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负担会更重，每个劳动力需要抚养更多的老人。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打个比方来说，这种人口红利相当于人口高利贷，贷款到手时，短期虽然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高利贷将来是要连本带息偿还的。

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3、少子化会削弱经济发展活力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核心优势之一，这是因为人口越多，规模效应越显著。一个制造企业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一家服务企业要服务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服务一个人烟稀少的乡村。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大企业才会产生。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长期少子化必然导致人口不断萎缩，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不足。

少子化也会削弱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有才华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少子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4、少子化会削弱综合国力

人口规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在16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有数百万人口，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为世界强国。到18至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20世纪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

5、大力鼓励生育

新加坡等小国还能依靠吸引移民来部分缓解少子化问题，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则必须依靠提升本土生育率来化解少子化问题。2019年12月26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大力鼓励生育并将生育率提升到2.1是迟早要做到，也必须要做到的。我们提出了鼓励生育的几项主要措施：

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每年需要2-3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2-3%。

二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每年可能在2万亿左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当地的土地供应来覆盖。

三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上述几项鼓励生育措施所需的财政资金占GDP的5%左右。五万亿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更为宝贵的是，这些投资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少子化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如果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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